毕业季的社交媒体上，“空窗期”三个字几乎变成了一种病症。
打开小红书，满屏的焦虑帖：“空窗期3个月，面试被问怎么解释”“毕业后gap了一年，是不是简历废了”。求职难、AI取代人类、考研二战——这些关键词像循环播放的背景音。整个社会似乎都在催促年轻人“赶紧上岸”，仿佛毕业后的每一步都必须精确地踩在某种看不见的节拍器上，稍有停顿就是掉队。
连偶像剧里的女主角光环都没能消解“空窗期焦虑”。《爱情有烟火》王楚然饰演的女主角钱菲遭遇失恋和失业双重打击，背负房贷，只能精打细算过日子。但她无暇悲伤，便迅速奔赴各大公司投递简历，却因苛刻的薪资与超长试用期频频碰壁。
当我们把话筒递给两位正在观察这一代年轻人的嘉宾时，得到了两个截然不同却又彼此映照的回答。
杜素娟，华东政法大学的文学教授，在B站被年轻人称为“网络妈妈”。她的回答是：“整个人生都是奥德赛时期。”她认为，不确定并非灾难片，而是人生的纪录片。它不仅是常态，甚至是一种正向的状态。
刘思远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，年度女律师奖得主。她的职场路径在世俗标准里堪称完美——在第一家红圈律所工作近6年，在第二家做了合伙人至今几乎没走过弯路。
没有哪一条路更“正确”，而是钟摆的节奏，已经完全不同了。关键是，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方式去校准自己内心的时钟。
01
被时代夹击的“奥德赛一代”
杜素娟回忆起自己的毕业年代：“我们那时候方向感很强，大约知道自己会在什么工作岗位、到哪里读书，对未来的把控感也比较强。”
但仔细分辨，这种“确定”的另一面是“刻板”。“一个人30岁该怎样，35岁该怎样，40岁该怎样，社会都有一个固定的认同时间表。”她顿了顿，“而且中国人特别喜欢一个阶段结束，就进入下一个非常明确的阶段。”
确定性的另一面，是每个人走在相似性极强的轨道上，没什么选择空间，反而也就没什么好焦虑的。但现在不同了。
“本科毕业了，考研没考上，二战；工作勉勉强强拿到了，但不是自己喜欢的，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毕业了，却不知道下一步在哪里。”杜素娟描述着今天年轻人的状态，“迷茫感非常明显。”这种迷茫被社交媒体成倍放大。你看到别人拿了offer，你看到别人上岸了，你看到别人的人生进度条比你快了一格——然后你回头看看自己，简历上的“空窗期”像一道疤痕。
问题在于，没有上一代人能告诉年轻人：生活本来就不确定，而不确定也意味着可能性很多，意味着你没有被套进一个固定的时间表和日程表。更糟的是，上一代人不自觉地在传递一种包装过的叙事——“你看我们是稳定的，我们是确定的。”这句话落到今天的年轻人耳朵里，就变成了：“我们这一代好不幸，我们是不确定的，不确定是不好的，不确定是很可怕的。”
“它会激发出一个逆反的内心恐慌，”杜素娟说，“那就是特别渴求稳定，比二三十年前刻板时代的人们更要求稳定。”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奇异的景象：选择空间空前巨大的一代人，却前所未有地害怕做选择。
今年上半年热门的韩剧《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》拍的就是这种“卡在中间”的状态——不是失败，但也不是成功；没有逆袭，也没有放弃。它提供了一种不被“上岸”叙事绑架的观看方式。
对于这种“害怕选择”的心态，刘思远从职场的另一端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。近两年她有一个强烈的感受：“我们开放一个招聘岗位，在不降低标准的情况下，要花更长时间才能招到符合需求的人。”她带着疑惑，回学校跟老师们聊，得到一个数据：以前毕业生考公考编的大约占一半，现在可能占到了80%。“这使得流入到其他市场的年轻人的整体基数变了。”
但她也观察到另一件事——“如果实力真的好，在市场上反而更抢手。”她招过一个从另一家顶级红圈所转过来的律师，在那家所连续两年都是最高格涨薪晋升，“我们捡到宝了，但招了半年才捡到。”这个例子恰恰说明，真正的难题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机会的结构变了。市场并没有关门，只是门变窄了，而大多数人挤在同一个门口。
杜素娟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一个更深层的原因：整个社会在追逐“非常少有的那几个目标”。她把这种结构称为“金字塔悲剧”——“社会为所有人设定了一个金字塔尖的单一目标，但资源注定无法让所有人都登顶，可它偏偏让这个目标成为所有人唯一的追逐。”她说得直白：“这一代孩子的成长，比前面几代人被更高的关注、更高的托举、更多的资本投入——也因此，他们会有更多的苦难。”
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反讽：得到的资源越多，活得越不自由。
02
“空窗期”的合法化：
停下来是一种权利
“人生的奥德赛”——看到这个词的时候，杜素娟的第一反应是：“我们的人生当中，不确定其实是一个正向的状态，但需要人有很多阅历以后才知道。确定了，才是可怕的。”但年轻人没有拿到这份“阅历”。他们认为奥德赛是不该出现的特殊状态。于是，毕业后的那几年——试错、摸索、碰壁、换方向——全部被标记为“不正常”。“空窗期”成了一个需要被解释、被辩护、被粉饰的履历污点。
刘思远对这种“不敢停”的社会压力有自己的观察。她在自媒体上专门写过一篇文章，标题是《问问毕业生，你想工作吗》——她会问这个问题，是因为在直播时遇到年轻人说：“好害怕，不敢工作。”
“我当年毕业的时候，想到要工作了好开心。”刘思远有点哭笑不得，“终于可以自己挣钱了，可以自己租房子，通过涨工资改善住房条件，可以把学了那么多年的专业变成所用——很兴奋的。”
她认为现在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是“被互联网和影视剧放大的”。越奇葩、越极端、越恶劣的职场故事越容易获得流量，越容易占据年轻人的信息流。“职场能不能有真朋友？很多人觉得不能。”刘思远说，“但我很多好朋友都是职场上的伙伴。在职场上能有一个让你交付后背的战友，代表着价值观高度近似，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能成为生活上的朋友？”
她录过《令人心动的OFFER》，当时跟导演组特别强调“想把律所的文化带过来”。“大家喜欢看offer，是期待看那些良性的职场关系。”但这些内容，流量不高。评论区里点赞高的永远是“我遇到过的奇葩领导”。
杜素娟对刚入职场的年轻人给出了一条看似“政治不正确”的建议：“刚进职场那几年，千万别把工作太当回事。”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语气认真到让人没办法把它当成玩笑。“你刚工作那几年，资源最少、条件最差，如果过于较真，就难免期待正向反馈，可偏偏在起步的头五年十年，这种反馈往往最稀缺。”
什么时候开始有？运气特别好的时候。遇到一个赏识你的、公正的、善良的领导，遇到一个健康的环境、一群善良的同事。“但这是幸运儿。”杜素娟顿了一下，“现实生活当中，大部分职场里我们不幸运。遇到糟糕的领导，几率高达90%。”
2022年的韩剧《我的解放日志》，被观众称为“终于有人演出我毕业后的生活了”。它拍的不是逆袭，是困住。女主角廉美贞每天早上六点起床，花一个半小时才能赶到首尔的办公室。和很多毕业生一样，她也曾在毕业典礼上满怀期待，觉得自己终于可以“上岸”了。可真正走进去才发现，岸上没有沙滩，只有另一片海。
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你越认真，越吃亏。所以她的建议是：“你不要在意他们怎么评价你，你只在意一件事——我到了这一行，能学到点什么？就够了。”
而不要急着跟周围的环境发生连接。“你太脆弱，而周围不可测、不可知。你把触角伸出去，不知道会碰到什么。”她用了“脆皮”这个词来形容——“就像刚从壳里出来的蝉，背是翠绿色的。”它柔软、敏感，对世界的触碰还未建立起防御。这样一个翠绿色的年轻人，走进一个不可测的丛林。社会教他要“有眼力劲儿”，要观察眼色——杜素娟说：“最该做的，就是不要观察眼色。”
刘思远在聊到“第一份工作”时，也提到了类似的平衡。她自己的第一份选择非常好——“我跟了一个非常好的师傅，在业内黄埔军校一般的律所，职业习惯打底非常好。到现在我仍然在吃最初的职业习惯。”但她并不因此认为第一份工作没选好就完了。“我在书里写‘选择和调整的关系’，就是怕年轻人把第一次选择看得太重，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。”
她们在这一点上拥有相同的观点——“第一次选择很重要，但不要害怕——错了可以调整。”
“空窗期”这个词之所以让人焦虑，是因为它被建构为一种“脱轨”。但如果整个人生都是奥德赛——那在大海中的一段航程里停下来看看方向，不应该被算作丢脸的“停滞”。
03
AI时代：能力的重新定义
如果说社会时钟的焦虑是代际传递的，那AI带来的焦虑，则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。
杜素娟承认，“我们原来的知识体系，靠记忆、靠使用、靠掌握更多——但AI的记忆、整理，查找比你好。在追求高效这条道路上，人类完败。”这意味着学历的贬值不是暂时的，而是结构性的。“以前大学里有实验室、有图书馆，知识资源是垄断的。现在一个人不进大学，只要会用AI、利用公共教育资源，也能学到完备的知识体系。大学独特的垄断地位被击垮了。”
但杜素娟不认为这是人类的末路。恰恰相反：“AI时代是帮助人类更新能力定义的契机。”这也是为什么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。以前有人说“文科无用”，但现在科技巨头反而在抢哲学家。今年4月，剑桥大学的学者Henry Shevlin正式入职Google DeepMind，职位头衔就是“全职哲学家”； Claude大模型背后，核心缔造者是牛津大学哲学博士Amanda，她撰写了一套“AI宪法”。国内AI企业的文科岗位占比也从5%飙升至30%，“AI伦理顾问”“人文训练师”这些岗位明确要求哲学背景，“大文科”正在成为AI浪潮下的新职业风口。
刘思远从律师的实务视角给出了相似的判断。律师的价值，不是检索法条——那是AI能做的。律师的价值是“从一片混沌的事实中找出法律事实”，是“通过发问刺激客户说出那些他没说但重要的事”，是判断、是归纳、是决策。
“它不是要你成为写答案的人，”刘思远说，“它是要你自己做那个出题的人。”
04
工作的意义：
从“上岸”到“在海里游泳”
在互联网上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刘思远被问过一个直接的问题：为什么不all in自媒体？你明明可以不做律师。
她的回答很干脆：“律师给我带来的价值反馈是不一样的，它可以具像化的介入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法人的因果，拯救他们于水火，是自媒体不可比拟。”因此，她把工作对自己的意义归结为一句话：“让我觉得自己有价值。”
“每个人的成就感来源不同。有些人觉得把孩子培养出来有成就感，有些人觉得经营好家庭很幸福。让我觉得有自身价值的，是社会价值的反馈。”
杜素娟则提供了一个关于“工作之苦”的反思：“我们觉得上班苦，太正常了——因为我们很多班的设计本身就不科学。”她分享了自己的一种真实感受：“我对上课从来没有疲惫过。哪怕讲同一门课、同一本小说，每一次都不一样——做得苦也很愉快。但很多会开不出什么结果，大家疲惫地坐在一起——那种班，谁都不想上。”
“上班”和“做事”是两回事。前者是一种体制性的消耗，后者是创造性的投入。刘思远在律师这份职业里找到了“做事”的满足感，杜素娟在讲台上找到了。问题不在于年轻人“吃不了苦”，而在于太多岗位只提供了前者，没有后者。
杜素娟对年轻人说了一句更重的话：“不要审判自己。”她说这是她想给“互联网儿女们”的一条“家规”：“如果感到做一件事让自己特拧巴，可以放弃。不值得。一个值得的人生，前提一定是尊重自己真实的感受。把自己照顾好，人生才值得过。一路审判自己、伤害自己、质问自己的人生，不值得过。”
“就算这个世界上人家都是光亮的，我永远走在暗角，我也要跟自己在一起。我要安慰自己——走在暗角不是我的错，一定是我特殊的生长环境，或者不够幸运。”她说得慢了些：“要永远懂得体恤自己。以前人们觉得‘为自己找理由’是不好的，但在现在这个社会里，善于帮自己遮风挡雨的人，才是聪明人。”
她们没有被“社会时钟”推着走——她们在创造自己的节奏。刘思远的路“整”，是因为她恰好在一个适配自己的轨道上，而不是因为她顺从了什么标准答案。杜素娟的路“不整”，是因为她更在意“上课时的创意”而不是体制内的晋升路径。
“上岸”这个词本身就是个隐喻。如果你把人生当成一片需要逃离的海，那你永远都在逃——上了这个岸，还有下一个岸。但如果你接受自己本来就是海里的人，那游到哪里，都是你的水域。
所以，不必再将“空窗期”看作简历上的一道疤痕，它完全可以是你航程中一段必要的、瞭望方向的喘息。停顿不是掉队。空窗期不是失败。不确定不是灾难。
允许自己“不上岸”，恰恰是重新获得方向感的开始。
编辑：Yijie
撰文：雪莉
设计：乐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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